目前看来，经过一年的工作，武汉市评议机制已初步建立，对处室和基层站所的评议已经有所实现。政知君梳理发现，实际上“评议机关”这一做法似乎正是起源于江浙。资料显示，2001年南京市开启“万人评议机关”活动。另外，温州市也同样连续几年进行类似评议活动并公布“十个不满意单位”。2013-2015年，温州市的“一把手”正是陈一新。因此也可以说，正是陈一新把评议机制从温州带到了武汉。

然而，这些限制也影响了乌居民的正常生活。“俄罗斯电视台被禁了，我父母就买了卫星天线接收器看俄罗斯新闻。社交网络被屏蔽了，就用VPN。”Misha对澎湃新闻表示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5年来25件国家赔偿典型案例》童小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对儿童取证，应结合孩子不同年龄段、不同情形判断用不同方式。有些性侵案中的孩子不到两岁，不可能用语言交流。“研究发现，9岁-12岁的孩子是性侵儿童案相对集中的年龄段。”但这个年龄段或再大点的孩子，可能遭遇这类事情后不愿说话，想让他说出来也很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