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，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虽然起到积极作用，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

起诉书显示，潘周贤与其父潘基祥于2013年3月至2015年5月期间，向越南一名商人支付50万美元(约324万元人民币)，试图安排200万美元(约1297万元人民币)款项贿赂中东官员，希望促成出售越南一座72层高的“京南地标大厦”。

《伊朗警告有关国家不要越过安全“红线”》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